魏新，作家，全國青聯常委，央視《百家講壇》主講人。

　　編者按

　　縱觀歷史的印記，翻開歷史的篇章，有些紅色記憶伴隨著我們成長。作為由人民的軍隊新四軍改造完成的醫院，山東省立醫院堅持黨的領導，堅守初心使命，懸壺濟世，治病救人，在戰爭年代鑄就的革命精神、光榮傳統已作為山東省立醫院的紅色基因，深深地融入血脈，指引未來，代代承傳!今天，我們來聽作家、全國青聯常委、央視《百家講壇》主講人魏新講述的山東省立醫院往事……

　　公元1897年，是清光緒二十二年。這一年，幾名德國傳教士創辦了一家醫院，在濟南經二緯二路口的一所民房里，面積很小，門口掛著萬國締盟博愛恤兵會醫院的牌子，連院長帶醫生僅有五六個人，病人來時，他們先傳教，再診治。每天來的人絡繹不絕，但沒有人會想到，這家醫院注定從設立開始就要經歷一段曲折的歷史，和這個國家一起，伴隨著淪陷和戰爭，曲折前行，抵達光明的彼岸。

　　四十年后。四十一歲的葉挺流亡海外歸來，受命改編新四軍，他特意從上海邀請沈其震同行，并委以重任。沈其震是醫學博士，對一支軍隊來說，醫療工作至關緊要，沈其震專門挑選了一批精英，用了幾個月時間，成立了軍醫處。處室的醫政科長，就是后來濟南解放后山東省立醫院的首任院長宮乃泉。

1937 年，葉挺(右 2)與醫學博士沈其震(左 1)等在漢口

　　今天的山東省立醫院，有一位九十多歲還在堅持坐診的老人，叫季海萍。這些年，每年大年初一，醫院里都會出現她的身影，她至今清楚地記得新四軍軍歌，每次說起來都熱淚盈眶：千百次抗爭，風雪饑寒;千萬里轉戰，窮山野營……為了社會幸福，為了民族生存，一貫堅持我們的斗爭!

　　新四軍最初建立軍務處時，年輕的宮乃泉也是如此義無反顧。那時，宮乃泉的家鄉已在日寇的炮火中淪陷。德國人創辦的那家小醫院，一戰時就被日本侵略者奪走，數次遷址、更名，成為同仁會濟南醫院。

　　與其相比，新四軍的第一個門診部太寒酸了，在南昌的筷子巷，包括宮乃泉在內，只有八名醫生。

南昌筷子巷

　　他們有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，有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志愿者，分別來自不同的地方，卻有著同樣堅定的信仰。為了抗日救國，他們放棄了原本可以安逸的生活，走進槍林彈雨，踏入刀山火海。

　　危難關頭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有這種精神。比如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，他從山東撤軍時，焚毀了省政府各機關、高等法院等地，稱其為“焦土抗戰”。熊熊火光中，同仁會濟南醫院除仁和樓還保留著主體，都成了一片焦土。

如今的仁和樓是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

　　燃起的大火可以毀滅建筑，內心的火光則可以照亮理想。1938 年 4 月，新四軍軍部從南昌移到巖寺集中和點驗，在一座典型徽派風格的祠堂里，辦起了一個擁有五十張床位的休養所，前來看病的人不光是新四軍戰士，還有當地的百姓。

1938 年 4 月，部分醫務人員在巖寺軍部軍醫處門前留影

　　那里至今還流傳著一個故事。有一個名叫汪五婆的孤老太太患了肺氣腫，無錢就醫，葉挺聽說此事，就派軍醫上門。葉挺本人還常去探望，問長問短。汪五婆康復后，專程去看葉挺，含著淚說：“葉挺軍長真好啊，要不是他，我早就入土了，骨頭恐怕也爛成泥了!”

　　像汪五婆這樣的百姓絕不是一個，葉挺的這一做法，成為了新四軍醫務工作的傳統。新四軍所有的醫院和救護站，替軍隊兵士醫病，也替老百姓醫病，許多病人，都是從很遠的地方跑來求治的民眾。

　　后任新四軍軍長的陳毅說，醫務人員工作特殊，適合于做群眾工作，特別是因為給群眾看病，在群眾中非常受歡迎。

　　軍民的魚水情，通過救死扶傷交融，讓共產黨和廣大群眾血脈相連。曾被任命為新四軍后方醫院院長的崔義田曾回憶，戰爭情況下，傷病員分散在老百姓家中，有醫務人員分村包干進行巡回治療，需手術者，也在居民家進行，根據地群眾不僅僅為新四軍掩護傷員，還幫助解決醫藥問題，并提供醫療場所。

　　這種深厚的情感一直在延續。隨著新四軍部從巖寺遷至土塘，又進駐云嶺，新四軍終于正式建立了最早的醫院。宮乃泉擔任前方醫院院長，崔義田擔任后方醫院院長。前方醫院170張床位，后方醫院 200張床位。均設有門診部、化驗室、手術室、X光室、藥房。漫山遍野的竹林成為醫院的建筑材料，藥盒、藥盤、鑷子都是竹子制成的，淋浴室也是用竹筒作管道，因此又被成為“竹子醫院”。

醫院設在竹棚里的化驗室

　　這是讓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感到驚奇的醫院。令她贊嘆不已的，絕不僅僅是硬件設施，而是其中的醫生和護士。她用筆記錄了一幕幕感人的畫面：醫生堅持每天巡診制度，護士衛生員能為病人洗臉、擦澡，并為重傷病員翻身、喂水、喂飯。護士做到每天按醫囑送藥給病人看他服下，每天檢查傷口，換藥、手術， 不論白天黑夜，都有醫護人員值班，細致觀察病情，做到及時處理。傷病員和醫護人員有說有笑，互相學習，有時一起進行文體活動，如唱抗日歌曲、出墻報、做游戲等，關系十分親密。

1939 年，陳毅(左 2)、粟裕(右 2)與來新四軍工作的德國記者漢斯·希伯(左 1)、加拿大護士瓊·尤恩(左 3)、美國記者史沫特萊(右 1)在軍部合影。

　　“真了不起!這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好的軍醫院!這是世界上少見的傷兵醫院!我要向全中國全世界報道，呼吁他們支援你們!”

　　在這里，史沫特萊還見到了風塵仆仆的周恩來。他于1939年到新四軍軍部視察期間，多次到醫院來看望傷員和醫護人員。許多醫護人員很激動，紛紛拿著紀念冊找周恩來題字，一名護士說，題字時，周恩來特意問自己老家是哪里人，得知是宜興后，在紀念冊上寫下：打回宜興去!

　　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那些回不去家鄉的人，恰恰是因為深愛著這個國家，在每個人的心中，都有一條通向家鄉的路。沒有執著的信念，就無法克服路上的艱難險阻。然而，就在中華民族全力抗戰之時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，新四軍遭遇重創后，于1941年，在鹽城重建軍部，又隨著日寇的殘酷掃蕩，遷至盱眙縣黃花塘、千棵柳等地，醫院一路跟隨，還創辦了新四軍軍醫學校，培養了大量人才。

1941 年 3 月 20 日，劉少奇(左)、陳毅(右)與在新四軍工作的奧地利醫生羅生特(中)在蘇北鹽城合影。

　　抗戰勝利后，根據季海萍老人回憶，醫院駐扎在淮陰一所很大的紅房子教會醫院里，只是落腳不久，因國民黨的大舉進攻，新四軍軍部再次北移山東臨沂，并兼山東軍區領導機關。1946 年 12 月，為爭取國際援助，新四軍衛生部直屬醫院改名為華東國際和平醫院，新四軍軍醫學校更名為華東白求恩醫學院，在山東省沂水縣李家河北的略疃村。一批具有愛國情懷的醫學人才來解放區工作，陳毅親自去臨沂機場迎接他們。

1946年，沂水略疃村華東和平醫院手術室舊址

　　顯然，這家醫院和國民黨政府接管的同仁會濟南醫院是沒法比的，國民黨政府將其改名為山東省立醫院。盡管，華東國際和平醫院是華東解放區的醫療中心，但正如國共軍隊的懸殊一樣，在外界看來，勝負已分。

　　然而，在人民心中，真心擁護的，是熱愛人民的一方。從醫院就能看出來，曾經，新四軍的醫院的房子不夠用時，老百姓知道了，這家出木料，那家出泥灰，為醫院建造房屋。還給受傷的戰士洗衣送菜。萊蕪戰役后，華東國際和平醫院隨軍區衛生部轉移，輾轉數地，解放膠東后，組成一百四十多人魯中防疫大隊，赴臨朐、沂北、沂中各縣疫區搶救災區群眾，進行的回歸熱、惡性瘧疾、痢疾等疫病的防治工作，共救治七千余名病人。他們在救治百姓的同時，救治的更是傷痕累累的中國。

　　1948 年 9 月 16 日，濟南戰役打響，華東國際和平醫院離火線最短距離只有 1.5 公里。當時，醫院利用全部醫療技術力量和設備，采取多種治療措施，積極救治傷員。

　　那是解放軍的一個經典戰役，在解放戰爭中第一個攻克十萬重兵據守的大城，因此，戰爭也異常激烈、殘酷。每天，都有大量傷員從前線抬下來。一名衛生員回憶，有一次，因為傷亡慘重，擔架員不夠用，和他一起在陣地上的另一個衛生員就跑去幫忙。結果，這名衛生員剛和擔架員抬起傷者，一發炮彈就落下來，擔架員、衛生員和傷員三人都不幸犧牲。

　　八個晝夜，華東國際和平醫院的醫護人員輪番工作，手術一刻也難以停歇。與此同時，解放軍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，外圍消毒后，從今天的解放閣劃開濟南，這座城迎來了解放的那一刻。

　　1948 年 11 月 19 日，濟南的經五緯七路的一所大院門口，同時掛起了兩塊牌子，一塊寫著“山東省立醫院”，另一塊寫“華東國際和平醫院”，同時，這里還是白求恩醫學院的教學醫院。由宮乃泉兼任院長，張祥任副院長。

　　無論是對1897年的那幾名濟南民房里的德國傳教士，還是對1938年，南昌筷子巷里的新四軍第一個診所里忙碌的醫生來說，這一刻，都無比有意義。

　　這個濟南人都熟悉的地址，看似巋然不動，卻有一段如此漫長的路。南昌、巖寺、土塘、云嶺、鹽城、黃花塘、千棵柳、淮陰、臨沂、膠東、濟南，每一個地址都留下了紅色的足印，感動并激勵了無數人前行。那段紅色的歷史如一束光，照進今天的現實，照亮未來的征程。